条然者，无量沤相现似各别也。
而必须体现在立法权和监督权之中，体现在政权对生命财产等人权的保护之中，体现在政权对全民所立之法的遵守和完成职责之中。其真实含义并不单是法律条文要仁慈，而且是所效法的对象不仁则不可以效法[ 《法仪》「然则奚以为治法而可？……天下之为君者众，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
所以有「致信而持之、唯信身从事《尚同下》」之说。墨家既然已经主张皆天臣和法治分权制度，也就有了人权理论的开端。执法者必须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墨两位宗师都是这个主张。民通过惯例法亲自立法，不需要依靠王公大人士君子的善意。可以推测墨子和墨者们辩论过哪些内容是天志问题。
当今的墨学首先需要面对用儒家概念和思维对墨学的遮蔽。结社则需要贤者的领导。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
从卦象上看，该卦离下坤上。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无实用关怀的纯粹思想自由，实际上也代表脱离此有形世界、进入另一无形世界的倾向，因为它并不追求如何更好地适应此有形世界、或回归此有形世界。历代的国君也都把保存好家业或者说祖宗之业当作自己最神圣的责任），注重同情（empathy）、互助、依附（belongingness）、亲缘、等级、忠诚、尊重、礼貌。
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理解为什么会有Nisbett所谓处境化思维（contextual thinking）。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干、坤。《周易》八卦及六十四卦的卦义甚至各爻的爻义均可从阴阳之间的关系得到基本理解。（《周易·系辞》） 其三，学习《周易》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通过研习卦象来理解这些事物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深入玩味和理解当事人自身与一些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过程，即觀其象而玩其辭，觀其變而玩其占。要从每一个日常生活细节中寻找做人的方法或技巧。
因为西方文化强烈的彼岸化倾向，使他们把否定、超越此岸世界当作重要目的。（Fiske, et al., pp.920-922） 但是，在中国、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地区，人的概念颇不相同，认为人从根本上就是与其他人相联系的（方：在中国古代，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前辈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有曾子临终时启予手、启予足之说。因此，每个人都感到自己与他人处在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t）之中，社会关系、角色、规范、集体团结（group solidarity）比个人的需要更受重视，对一个人的期望是他能够调节自己以满足他人的需要，为自己所在的组合（dyad）、集体、机构或国家而工作。这种相互依赖型的人（the interdependent model of the person），以他人或群体为本位，倾向于认为那些自立［我行我素］（autonomous）、自我中心、独断［刚愎自用］（assertive）的人幼稚和不成熟。
例如，在一项实验中中国的大学生比美国学生在理解一群鱼的感受方面比美国学生多得多。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
而实际情况是，中国人的宇宙观或《周易》宇宙观的基于特点恰在于并不是要超出这个世界，而是永远范围于此世界之中。生生之谓易，成象之谓干，效法之谓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
此外，高度此岸化的思维取向，决定了中国人必然把此岸世界是否和谐看得异常重要。亚里士多德的metaphysics早期以具体的个体事物为第一本体，应该说与此迥异。——.2002：西学与中学中的命运：形而上学之例，《学术季刊》（上海），2002年第3期。这种倾向近代以来长期没有得中国哲学工作者很好的理解，他们总是说中国哲学重道德，西方哲学重知识。毕竟道也是此世界的一部分，在此世界中、不在此世界外。他在《思维地图》（The Geography of Thought, 2003）中将以中国、日本、韩国等代表的东亚思维方式归结为relational, contextual, interdependent三个特点，即对关系、处境和相互依赖的关注。
上面我们讲《周易》所体现的东亚思维或中国思维时，主要讲了其中所包含的关系思维，其实我们从《周易》对阴阳及八卦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中也可以清楚地发现《周易》所谓的就是相互依赖性的关系。我认为这一点对于理解《周易》中的关系本位有极大帮助。
这种思维方式在《周易》中占主导地位。这说明：东亚人所认识的对象与环境紧密连在一起。
（Fiske, et al., pp.922-924） 东亚社会里，母子亲密接触现象十分普遍，包括同浴、同睡。在其他类型的关系如上下级关系中也有类似现象（方：朋友关系亦然）。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而柏拉图等人的Metaphysics所代表的、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则不然，理论上说，它对此有形之世界持否定态度，在有形世界与无形世界制造截然的分裂与对立，其所追求的恰恰是要脱离此有形世界，进入无形世界。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家从来都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抽象思维。同时，关系的另一含义就是我与处境、环境的关系。
本文所引、据以论断《周易》宇宙观的原文固多出于《系辞》（后者相传春秋时期由孔子才完成），但是仔细研究可以发现，脱离十翼不谈，《易经》的基本精神就是在讲如何深入地把玩物象，达到更好地理解人事。其中智按照David Schiller（方朝晖，2004a/b）的观点，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哲学中的phronesis，该在英文中常译为practical wisdom，在中文中则常译作实践的智慧或明智。
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在精英或学者阶层，真正占主导地位的还是此岸性思维。
这正是《周易》宇宙观所反映出来的。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
至于此岸世界是否和谐、稳定或太平，则不具有首要的意义，因为它注定了是要被否定、超越或取代的。在欧美文化中，人们被鼓励大胆而自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Help yourself,美国人就是在这一过程中获得自我的独特感，和对自身命运的主宰意识。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
日本的母亲在孩子需要作决定时，往往不是问孩子自己的倾向是什么，而是往往代孩子们决定和办理。美国孩子们养成了对于一个‘稳定不变的我的欲望（desire for a consistent self），这个‘我是完整、稳定、不可分割和独立于周围环境的。
事实上，关系导向本身必然也会是处境化的，因为对我与事物关系的意识，必须以对处境的清醒意识为前提。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包括随机应变的能力，因而意味着当事人对环境的洞察力。
美国中产阶级从婴儿起就让孩子与自己分开睡甚至分屋睡。（Fiske, et al., pp.922-924） 在美国学校里，好学生的衡量标准是能干（good performance）、发挥自己独特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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